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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6-07 10:24:46来源：鼎品软件浏览量：

天才诗人恣肆名士——易顺鼎事迹评介

五、晚年捧伶，恣肆而为。

二是从文化传统来看，戏剧舞台是顺鼎最熟悉的精神家园，捧伶则是他实现自己价值观，表达其生存意义的最合适、最直接的生活方式。

有人会问，顺鼎不甘被边缘化，为了显示他的存在，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而非捧伶不可呢？这是因为他骨子浸淫着传统文化，戏剧是中国文化的国粹。是宣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剧目内容符合他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剧场是他最熟悉的声色怡情的活动场所，是更具体更奇妙的旧文化幻想空间和“精神的避难所”，更多的还是在自己的熟悉的舞台上寻找文化的旧梦，捧伶则是引起遗老们共鸣、积聚人气，表达生存价值意义而使他们思想外化出来的最佳工具。正如邱睿所说：“遗老们流连戏园的深层文化动因，不徒是一种自我放纵麻醉，更带有一种文化的依恋感。舞台带给他们的是一种熟悉的文化。这是从他们祖辈父辈就开始的生活方式，徜徉其中，他们可以找到归属感。”[1]

顺鼎流连梨园，正是继承了其父辈就开始的生活方式。他在《万古愁曲，为歌郎梅兰芳作》说他的父亲易佩绅曾与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师傅罗景福交好。诗中写道：“每闻易老爷乃非常人，能教此子以正，不仅深爱怜。……尔祖才如卅许人，我年甫过二九岁，不知当时兰芳之父堕地业已十几龄，岂料今日乃与兰芳论交两三世。”[2]当时，梅兰芳20余岁，顺鼎50多岁。梅的师傅还请顺鼎父教梅巧玲，让他走正路，所以讲易家与梅家是二、三世之交。

所以，顺鼎“捧伶诗”写得最多的是梅兰芳，为将他捧红下的心血是最多的。捧梅诗有《万古愁曲为歌郎梅兰芳作》、《梅郎为余置酒冯幼薇宅中赏芍药留连竟日因赋国花行赠之并索同坐瘿公秋岳和》、《梅魂歌》、《观梅兰芳演雁门关剧》、《以梅伶兰芳小影寄樊山石遗媵诗索和》、《送兰芳偕凤卿赴春申即为介绍天琴居士》、《樊山寄示饯别梅郎兰芳诗索和元韵一首》、《兰芳已至再和前韵示之并寄樊山》、《再赠梅郎一首》、《葬花曲》等，另有无数评语散见于诗中。顺鼎在梅兰芳未成名之前，大力推介给他的好友，被时人称为“梅党”。两人为莫逆之交，忘年之交，也成就为一段梨园佳话。顺鼎有《梅郎为余置酒冯幼薇宅中，赏芍药，留连竟日，因赋国花行赠之，并索同坐瘿公、秋岳和》诗：“冯侯宅中芍药开，梅郎招我看花来。”[3]一连几日和好友赏花吟诗，梅郎投其所好，顺鼎不亦悦乎。

梅兰芳是非常感恩顺鼎的。奭良《野棠轩文集》记载：

梅伶名未盛时，君赋《万古愁诗》张之，名遂鹊起，梅深感之。病中馈珍药。既殁，致重赙，哭奠极哀。以是为君之晚遇也。[4]

顺鼎捧伶也成就了一些著名戏剧家，应该说他对民初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后人不应该抹杀。

顺鼎捧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通过观戏剧追忆古代的才子佳人、忠臣孝子。他在《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就表现了这种看法：

何况三副眼泪又似汤卿谋，一生沦落不与佳人偶。并世佳人见已难，何况古来佳人去已久。今日得见并世之佳人，我不向汝低首更向谁低首。何况并世之佳人，又能化为古来无数之佳人。玉环、飞燕、明妃、洛神，一一可辩为谁某。令我哀窈窕、思贤才，令我发思古、抒怀旧。令我阐潜德之幽光，诛奸谀于既朽。岂徒能见古来之佳人才子、怨女痴男，且复能见古来之孝子忠臣、义夫节妇，且复能见古来之儿女英雄，以及圣君与贤后，何惜呕出胸中血数斗。[5]

诗中明确提出，他观戏捧伶是发思古之幽情，看到当时的女伶，就想起了古代的佳人；看到戏台上的人物，就似乎看到了古时圣君贤后、才子佳人、孝子忠臣。

顺鼎晚年兴趣转移到戏园，是需要借这个舞台来寄托自己的才华。《北京梨园掌故长编》记载：

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皆有名士捧场，为之编排新戏。如易实甫、罗瘿公诸君，金荃制曲，玉茗填词，不失为才人本色。[6]

顺鼎除编排修改戏剧外，也曾收刘喜奎等为弟子教其诗词，在伶人那里有一种才华被认同感。他在《癸丑年本事诗》有“佳人绝代本无双，才子当今惭第一”诗。下面自注说：“菊芬之父对许养田、张致和诸君称余为‘天下第一才子’。”[7]对一个女伶父亲的赞美都沾沾自喜，可见他捧伶是有获得感的。可惜曾经誉满天下、鄙视诸儒的第一才子对此也满足，真是不堪回首，令人怆然涕下。

在顺鼎看来，伶人和他“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同一文化血脉孕育出来的两种人；不同的是伶人在舞台上演绎着过去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顺鼎则是被革命赶下历史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余孽。再加上他悲天悯人的民本情怀和自称“好山水、好女色”的豪爽性情，捧伶则是水到渠成的。他除了欣赏女伶的才艺外，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境况，他没有看轻处于底层的伶人的身份卑贱而自恃尊贵清高，真心实意地与他们平等相处。当他们遭遇不幸时，鼎力相助。当鲜灵芝遭遇家暴，他邀集名士群起而助之，致使其夫认错赔罪方不追究。金玉兰并不待见他，但听到她被杀后，写诗愤怒声讨。

顺鼎写过一些有人看来是“淫诗”的“捧伶诗”，但他也曾写过一些感情纯真、对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女艺人充满同情的诗篇。如传诵人口的《天桥曲》曰：“几人未遇几途穷，两种英雄在此中。满眼哀鸿自歌舞，听歌人亦是哀鸿。”又如《听盲女曲》：“沪上曾听小广东，当时年少已成翁。美人红玉今黄土，泪比吴娘暮雨同。”

顺鼎对所捧伶人一视同仁，无论对他好坏。金玉兰对他厌恶之极，曾花重金制造见面机会，可玉兰当面骂他，让他尴尬得下不了台。但玉兰死后还不顾传染恶疾而抱尸痛哭，这不是能用好色解释得了的。恰好是顺鼎向世人表明他捧伶不是好色，而是一种悯人惜才、善良爱人的情怀。

因此，顺鼎的言行得到了大多数伶人的好感，与他们交往甚密。《癸丑本事诗，除夕作》记载：

孙一清家作端午，五色彩丝缠角黍。……此时无家胜有家，一室干爷对干女。……小香水家作中秋，疑到广寒宫里游。……今夕何夕一年毕，小菊芬家作除夕。……天津银鱼白如雪，清苑酱菜甜胜蜜。主人长斋客饱啖，不用椒盘伤白石。[8]

这一年（1913）的重要节日，顺鼎都在女伶家中度过，而且过得非常愉快、温馨。他在诗中自注说：“孙一清、小香水皆闭门谢客，小菊芬家则更无能问津者。”诸女伶只招待他一个客人，可见对他的重视。他还在诗中说：“何须乞食到墦间，乞食歌姬院一年。”肯定请他去家里吃饭的不止上述三人，还有不少人。这些人除了仰仗他的才子名声之外，主要的还是对他的真心帮助的回报。

顺鼎与伶人关系密切，来源于他包容他人的品德。《近代名家评传》说：

樊山虽诋实甫，然舆论樊不如易，易遇事畅言不讳，且不轻于谤人，而樊则往往今日责人，明日辄自蹈之。[9]

说明顺鼎是一个性格直爽，不在背后议论他人的具有包容性的人。

三是从个人性情来看，顺鼎一以贯之“反传统”、“反潮流”的言行，“闯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纯真直率性格，决定了他捧伶一定会恣肆而为。

顺鼎反传统的思想与性格始终贯穿在他一生的言行中，在《哭庵传》中说自己“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10]之心，不会改变；后在《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延续了这种观点：“哭庵云：与其有娥英周后妃，不如有妹喜与褒妲。我昔曾叹尧舜汤武皆伪儒，我今益知桀纣幽厉乃俊物。”[11]他宁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敢爱、敢恨的妹喜、褒氏和妲己，也不要女人的楷模，一本正经的娥皇、女英和周后。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撕开尧舜汤武的伪装，赞扬令人唾骂的桀纣幽厉，这是何等的叛逆。

“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兼糟”，体现了他离经叛道，对于儒家道德说教的否定。“今人空胜古人狂，古月何如今月好”，他批判儒家厚古薄今传统。“视苍昊帝如仇敌, 对素王师若路人”（《今日》)，他蔑视礼法、笑傲王侯。顺鼎的精神气韵就一个字：“狂”。正因为如此，他被称为“民初狂士, 然亦近代傑才”。[12]总之,“在天才与疯狂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关系。极富于创造性的人,他天性中的某些东西随时可能压倒自我,从而不时地显得疯狂。”[13]

压倒顺鼎自我的东西，就是他的“真性情”。他傲视一切的真性情，使他变得“疯狂”。顺鼎的“狂”，不仅表现作诗百变其体，不拘一格，做官也与众不同。如禁赌，一般人都觉得是正确的，但他却有不同看法。两广总督岑春煊禁赌，他却不同意，去电提意见：

禁赌一事自系正办。然广西情形与他省不同，此时情形又与平日不同。广西民无正业，以赌聚民，否则民将散而为匪；广西地方无余财，以赌规养勇，否则勇亦将散而为匪。职道目击情形，是在如此。[14]

除禁赌与总督意见相左，顺鼎还在裁撤绿营方面与其发生矛盾，最后以“名士画饼”被弹劾。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敢于与顶头上司叫板，这种“狂”，叫着为民请命，叫着气贯长虹。蔡云方在《蛰存斋笔记》中做出了中肯的评价：

君后任广西龙州观察使，岑西林时为两广总督，饬裁绿营，君电陈势难骤裁，岑斥其哓渎，籍图自利，实属荒唐。君复电称：“城汛专赖绿营，关系甚重，筹虑宜周。既系实在情形，自不得哓渎请示，若以此为荒唐，恐荒唐别有人在也。至谓籍图自利，更不屑辩。”文笔峭历敢言，不愧真儒吐属。岑素性刚愎，大是雍正朝田文镜，专好蹂践读书人，君遂因此开罪于岑，莅任仅三月愤而自求去。尝赋小诗数首，有一首云：“儒家久疏阔，天道亦苍茫。三月鲁司寇，空闻变饮羊（指以欺诈手段做生意牟利）。”去之日父老攀援。京卿郑孝胥时为边防督办，曾电致广西巡抚柯逢时，请转达绅商恳留之意于岑，法领事伯乐福亦函请郑京卿将华夷爱戴、兵民顺服等情转达岑督宪，无如君去志已决矣，惜哉！[15]

禁赌博、裁绿营，从道理上无可非议，但顺鼎从安民的角度考虑，从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忤逆上司，不怕罢官，铁骨铮铮，难能可贵。后来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留任，他已绝尘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能做到如此，除了他为官必爱民的思想作支撑外，还有他纯朴率真的性情。正是这种“真性情”，使他的言行由“狂”变“痴”，因而无论是作诗、当官，还是看戏捧伶，他都痴心不改，按现在的话说叫不忘初心。奭良《易实甫传》说：

君甚笃诚，意之所之，即行无回顾，而口呐呐然。人或狂实甫，余曰：“非狂也，痴也。”君亦曰：“我诚痴也。”[16]

奭良说他“痴”，他回答说自己真正的“痴”。顺鼎捧伶任性而为，正是他“痴”的表现。钱基博说他：“好为恢诡，素性使然。”[17]就是说他为人作诗诙谐诡诈，是他本性所致。他的本性就是直言率性的“痴”，言行举止不受封建名教束缚，不顾他人怎么评价，也不管自己的名声。

王森然讲了一个故事，说鲜灵芝被丈夫丁灵芝家暴，要自尽。鲜灵芝很多粉丝写诗作文声讨，顺鼎有诗：“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锁骨欺菩萨。”王森然评论说：（顺鼎）“灵芝可杀（指鲜灵芝丈夫丁灵芝），丧尽良心等句，尤将垂涎吃醋之心事，脱口说出，怀此心事，正不止实甫一人，特他人未肯如此爽直耳。”[18]别人有贼心没贼胆，有爱不敢说出来。顺鼎爱女伶，其情至深，其意至诚，有爱就大声喊出来。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光明磊落。
顺鼎捧伶恣肆而为，还表现在自身装束打扮上的异类。《近代名家评传》记载：

实甫年垂六十，犹偷学少年，不肯留须，且时时用药染须，以粉涂面。樊山曾以“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傅粉三河一少年，不图周甲貌如仙。”“新有灭须端木赐（孔子的弟子子贡），旧曾同梦达奚盈（北宋名臣晏殊家藏唐人笔记《达奚盈盈传》，记载一件风流艳遇故事。）。”“妇女乍可更何晏（曹魏大臣、玄学家。），男色将来毋董贤（汉哀帝男宠）”等句调之，男色董贤，涂脂抹粉，不啻将“龙阳”二字，加以严格之解释，真恶作剧矣。[19]

现在男人化妆、染发、剃须者多的是，因此，不能将顺鼎说成是搞同性恋。这正是他不怕他人议论，我行我素的表现。他曾作诗：“我年十五二十时，人人称我贾宝玉。”[20]连王闿运也说：“得易仙童书，纯乎贾宝玉议论。”[21]如果他说别人说他是贾宝玉，还是形似的话，那么，王闿运说他信中的议论像贾宝玉，那就是神似了。

此外，公开承认自己“好色不怕死”，在民初独此一家。樊山写了一本畅销小说叫《琴楼梦》，以顺鼎和名伶王克琴为原型，把顺鼎写成一个大淫棍，小说出版后再版多次，樊山得版税无数。其实，辛亥革命后，王克琴曾做段祺瑞的外妾，后为张勋姨太太，死于1924年，年仅32岁。顺鼎对王克琴绝没有小说中缠绵，他对王克琴的仰慕多止于舞台，耽于幻想。这本流传甚广的小说给顺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什么顺鼎不加以反驳呢？除了顺鼎的包容度外，樊山在《琴楼梦》跋文中说出了部分原因：

余与实甫为莫逆之交。老有童心，日以嬉笑为乐。自君北行，日日有遍插茱萸之感。饭余灯下，偶作此狡，虽曰滑稽，亦实有为而言，非吾实甫，莫能解也。珩孙以底稿付襄池，书此一笑。[22]

樊山了解顺鼎童心未泯，终日嬉笑，荣辱是非皆忘，给他泼上好色的脏水，不会解释说明。所以，樊山认为他的做法除了顺鼎外，任何人都不会罢休。实际上，顺鼎也乐意如此，他作诗说：“去年我见王克琴，使我动魄兼惊魂，樊山曾作小说传其真。”[23]他还说：（樊山）“谓我好色不怕死，诚哉乃我之知己。”[24]把说他“好色不怕死”之人引为知己，这是对那些表面道貌岸然，背后男盗女娼的人们的公开宣战，也是对当时社会的无声反抗。在他看来，能成为民国大名鼎鼎的“好色之徒”，“遗臭万年”，总比默默无闻的死去更有意义。他要在这个四维不张、男盗女娼、金钱至上、持强凌弱的社会生存下去，又不被边缘化，还有它途吗？

可见，顺鼎承认自己“好色不怕死”是无奈之举。当然，他也拿出他对“好色”的解释，为自己正名辩诬。他在《好色好名论》中说：

自开辟以至混沌，自南极以至北极，大约无一人非好色之人，无一人非好名之人。不好色之人，不好名之人，谓之恶人之所好，恶人之所好谓之拂人之性。[25]

顺鼎认为，没有人不好色、好名，自称不好色、好名有悖人性。

是故色与名，圣人之所好，人情所同然，不必讳也。吾见天下人莫不好色，莫不好名。吾见天下人莫不自讳其好色，自讳其好名。吾见天下人生而好色，生而好名，本无病。吾见天下人自讳其好色，自讳其好名，反有病。其有不好色，必所欲有甚于此，而王莽之徒矣。其有不好名，必好官，我自为之，而邓绾（北宋职方员外郎，靠后台谄媚进入权力中心。）之流矣。[26]

圣人也好色好名，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些讳言自己好色好名的人。表面上自我标榜不好色、不好名的人，其实他们好权、好利，王莽、邓绾就是这样的人。

总之，顺鼎和孔夫子所说：“食色，性也。”的观点一致。袁枚说：“大抵情欲之惑，圣人所宽。”“好色不必讳，不好色尤不必讳，人品之高下，岂在好色与不好哉？文王好色，孔子是之；卫灵公好色，孔子非之。”[27]《绮情楼杂记》说：“才子风流，自古已然，此固未足为易氏病也。”[28]也就是说，才子风流，不是顺鼎一个人的问题，在文学家中也不少。

现仅就前面引用过顺鼎的诗：“我愿将身化为纸，喜奎更衣能染指。我愿将身化为布，裁作喜奎护裆裤。”来说明文学史上不止他一人写这样的诗。我想起这是在化用陶渊明的《闲情赋》的“十愿”：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则玄鬓于颓肩”；“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画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飚于柔握”；“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29]

从句型上看差不多，只是内容上含蓄一些。翻译成现代话，愿为美女衣服的领，享受你美发的余香；愿为美女裤腰带，束缚着你窈窕纤细的身材；愿为美女秀发上润发膏，附着黑发披在你柔软的香肩；愿为美女画眉的颜料，看见你娴雅美丽的眉眼；愿为美女的席子，躺着你纤弱柔美的身体；愿为美女的鞋子，随你穿进退出；愿为美女的影子，跟随你不离你身；愿为美女夜间的蜡烛，照亮你漂亮的玉容；愿为美女的竹扇，让你纤柔的手而扇出凉风；愿为美女桐木做成的琴，躺在你膝上听着天籁之音。

古人对《闲情赋》评价分歧较大。萧统说它“白璧微瑕”，方东树说它“轻薄淫渎，最误子弟。”王闿运说它“有伤大雅，不止‘微瑕’。”苏东坡力挺陶渊明，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30]另外，还有很多人认为没有什么不雅。鲁迅先生则是批判那些把陶渊明装扮为高大上形象的人，指出渊明是好色的，恢复了人的本性。他说：

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芦，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31]

根据古人研究，陶渊明的《闲情赋》模仿了张衡、蔡邕等人诗句，而又影响后人。钱钟书在《管锥篇·举例详备》作了详细说明：

张、蔡之作，仅具端倪，潜乃笔墨酣饱矣。祖构或冥契者不少，如六朝乐府《折杨柳》：“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环郎臂，蹀座郎膝边”；刘希夷《公子行》：“愿作轻罗着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裴諴《新添声杨柳枝词》之一：“愿作琵琶槽那边，得他去抱在胸前”；和凝《何满子》：“却爱蓝罗裙子，羡他长束纤腰”；黄损《望江南》：“平生愿，愿作乐中筝，得近佳人纤手子，砑（yà，按压）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明人《乐府吴调·挂真儿·变好》：“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箫儿，在你指间上调；再变一块的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32]

这些诗词也不比顺鼎的诗高雅，为什么那么苛求顺鼎呢？这很不公平。

我们前面说过，顺鼎的“真性情”使他的言行变得“疯狂”。这正如朱玲在其《文学符号的审美文化阐释》所说：（狂）“为后世精神受到严重压抑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条审美方面的发泄通道，也为他们找到了一种以狂态对抗社会的独特形式……狂意味着独特的反抗和叛逆。而源源不断的‘狂’母题也给崇尚温柔敦厚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33]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顺鼎的酒神精神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捧伶诗中。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肆无忌惮、歇斯底里的“狂徒”形象，也就成了不被待见而被遗弃的文学大师。

顺鼎对捧伶看戏说过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了一个去掉“狂”字的顺鼎。他说：

盖看戏之嗜好，必在声色，不在贷利可知，即好声色，亦非好淫可知。且尚有忠孝节义之观感其中，且亦以己之金钱与人，而所费不多，不伤廉，又不伤惠，好色而不淫，用财而不吝，亦不费，在诸欲中可谓甚清、甚雅，无害于人品者矣。[34]

在顺鼎看来，看戏捧伶好色而不淫，用财而不费，这在人们的欲望中是最清爽、最高雅的事情。他总体是这样做的，至于那些张狂的言行，只是刷存在感的插曲而已。

顺鼎有神童之目、才子之名、天才之誉。他的诗歌雄伟恣肆，与李、杜比美；瑰伟绝特，和韩、苏并肩，堪称一代大师。他胸怀家国情怀，曾想驰骋官场，为民请命，为国尽忠，但他非孔薄尧的思想，恣肆妄为的性格，加之国运陆沉，最终被称“名士画饼”。墨絰从戎，赴台抗倭，满腔热血，付与大海，铩羽而归。晚年成为遗老，失去政治靠山、经济来源，为寻找“活路”，任性捧伶，屡遭世人诟病，致使其天才诗人光环暗淡，最后在贫穷中死去。

高旭天梅有《丙辰燕游草》五首赠顺鼎，第五首评价比较贴切。诗曰：

不是官人不是儒，泪成河海唾成珠。评量月旦听人便，放诞风流与俗殊。才比谪仙狂更甚，性耽尤物老堪娱。漫吟长句君休诧，侬本高阳旧酒徒。[35]

[1] 《清遗老“戏剧热”解读——以易顺鼎“捧伶诗”为例》，《艺海》，2009年第2期。

[2] 《易顺鼎诗文集·诗集》第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100.

[3] 《易顺鼎诗文集·诗集》第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124.

[4] 奭良：《野棠轩文集》，文海出版社，1968，41.

[5] 《易顺鼎诗文集·诗集》第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116.

[6] 张江裁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梨园掌故长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898-899.

[7] 《易顺鼎诗文集·诗集》第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167.

[8] 《易顺鼎诗文集·诗集》第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167-1168.

[9]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129.

[10] 《易顺鼎诗文集·慕皋庐杂稿·哭庵传》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290.